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，传教士把在中国见到的汉字情况传回欧洲，并对欧洲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从三位西方哲人对于汉字的观点以及由此提出的具体问题，可以一窥汉字在西方思想体系内观念上的流变。

　　本期艺狮·观点一起来看西方哲人的三种汉字观。

　　莱布尼兹：最具理性的文字

　　莱布尼兹（1646-1716）自二十多岁起就一直在研究中国思想文化，他在1679年6月24日的信中提出对于汉字的14个具体问题，包括针对中国汉字提出的问题涉及物与词、名与实的关系，而这些都是汉字的根本。

　　许多汉字至今还保留有与物相关的理解。例如，眼所见的字，就与目相关；手所触的字，就与手的偏旁部首相关等。

　　同时，笔画的多少也是区别字形字义的方式。由此，莱布尼兹在《中国近事》中认为：“中国文字的基础却似乎是深刻的理性思考，它们如同数字一样能够唤起事物的秩序与关系。所以在中国文字中，有非常抽象的与现实事物形式无关的笔画。”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文字具有“深刻的理性思考”。

　　基于其二进制的研究成就，促使他对《周易》的偏爱，他将自己发明的对当今计算机技术至关重要的二进制归因于《周易》卦爻的启发。卦象的排列组合具有理性的特征，这在莱布尼兹来看是非常抽象的思维方式，如此之抽象包含着文字与事物本质的某种必然联系。

　　莱布尼兹对“汉字”的理解就像数学的排列组合那样理性，有点机械意味。汉字在某种程度上多一笔或少一笔，就属另一个字了。当然这是一种理性的理解方式，但这样的“理性”还不足以概括汉字。

　　黑格尔蒙昧原始的符号

　　黑格尔（1770-1831）认为，使用象形文字的东方民族始终没有摆脱蒙昧的原始状态，主要原因是汉字作为意义符号时还要依赖质料的媒介方能传达。因为言语是记录思想的符号，而文字仅是作为言语的符号，其意义在言语、声音里呈现。

　　文字只是外在于言语的质料，言语可以不需要借助文字之质料来传达，通过声音便可与意义同一。就此来说，言语与意义的关系是直接的，语言本身是纯洁的、内在的。这也是表音文字独有的特性。就此来看，表音文字优于表意文字。因此，卢梭在《论语言的起源》中说道：“描画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，使用字句式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，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。”无怪乎黑格尔说：“表音文字是最有理智的文字。”与此同时却在贬低中国文字。的确，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是分家的。汉字比起语言更注重字形的建设和完善，多次的统一文字可见一斑，而不同的语言（方言）可指向同一个汉字。汉字为单音节字，一个字不同的音却是另一种意思。或许这是汉字的缺点，亦是汉字的特性。然而黑格尔正抓住了此特点来加以发挥，放大了汉字的缺点。在黑格尔看来，汉字只是一个表征，主要还是中国文化思想的问题。

　　黑格尔在《哲学史讲演录》中说：“中国人的文字，由于它的文法结构，有许多困难，特别是这些对象，由于它们本身抽象和不确定的性质，更是难于表达，中文的文法结构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。”加上中国文字中缺少正字拼音的方法，不能使声音的订正成熟到可以用字母和音节来代表清晰的发音，以致汉字很不完善。

　　德里达:“非言语中心论”

　　然而，德里达（1930-2004）认为象形文字、表意文字和汉字是理想中的文字，因为这些文字免受言语的控制，直接指向意义。这种看法与黑格尔完全相反。德里达认为汉字不需通过声音来传达，看其形知其意，免受因言语所限。德里达还认为汉字属“非言语中心论”，对一个陌生的汉字无法直接读出，声音只是汉字的一部分，声音控制不了汉字，它被排除在“言语中心论”之外，意义在自身之形的差异中显示。汉字在某种程度上与声音、言语没有直接的关系，要通过书写才知其义，这是汉字优先于言语的特征。鉴于此，他认为汉字就优越于表音文字。

　　汉字在西方的三次经历，不论“具有深刻的理性思考”，还是“用汉字”就处于“原始社会的阶段”等等诸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，汉字至今依然是通过“形”来“表达”其自身来获得意义。这三个不同时期对汉字的不同态度，仅为一个侧面，但我们仍然可看到东西方的差异。此种差异为不同思想文化背景下的产物，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和误读。

　　汉字除了具有文字符号的表意功能（“文字中心论”）之外，还有通过书写而成为“书法”的形式。书写得“如何”是在过程之中的形式，然而是“什么”却是在过程，包括在书写的方法之中而获得的。因此可以说，汉字通过书写的方式便带有某种超越的特性——意义不仅或不是单单建立在所看、所见之上，而建立在看到是“什么”之外的东西。正如张怀瓘所言：“深识书者，惟观神彩，不见字形。”
 

本文节选自《书法教育》2019年第2期

《西方哲人的三种汉字观》

作者：林书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