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‘文革’开始前，这套教材就不断受到批评。比如教材选了孟子的《鱼我所欲也》，有人说它宣传人性论，有的课本只好把它撤下来。‘文革’中，人教社没有了，因为当时教育部撤销了，而人教社是教育部的直属单位。”顾振彪说。

　　他告诉本刊记者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各省自己编教材。当时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鲁迅的文章是安全的，就连红色经典《红日》《红岩》都不能选。“教科书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学了，古诗文又非常少，还要遭到批判。比如说上海的教材选了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，但还要加一通批判：蛇很毒，但是封建头子比蛇还要毒。”

　　“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%”
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后，1977年人教社恢复，又开始编全国通用教材。这次的教材编写由教育部副部长直接负责，召开了“中小学通用教材编写会议”，人教社组织人员制定教学大纲，编写教材。

　　顾振彪回忆，当时在全国范围选调来一批优秀老师和专员，两三百人，各个学科都有，其中参与中学语文的有20多人，小学语文有30多人。

　　这套1978年出版的教材，仍然保留着《草原人民歌唱华主席》《大寨花开红烂漫》等带有鲜明的那个时代特色的课文。经过1982年的修改，才去掉类似文章。在这套教材中，古诗文比例约30%。

　　就在这套教材大纲修订之时，1986年的一次教育会议上，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位领导传达了这样的精神：古诗文不利于思想教育。“他说初中文言文不要超过20%，而且要求只要读一读、背一背，了解内容大意就可以了，词句不要死磕。比例减少，放低要求。”顾振彪回忆道。

　　这种精神很快反映在教材上。1987年到1988年，在1978年的教学大纲框架下，人教社对语文教材“大修”。本刊记者看到，此时的教材增加了大量现代文，删减古诗文，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文达到了40篇，是所有教材中课文数量最多的版本。

　　同时，1987年也开始修订1978年的教学大纲，新大纲规定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古诗文不超过20%，根据这个大纲新编的教材，到1993年向全国推开。但到了90年代中期，教育部对古诗文的指导精神又变了，所以1999年对义务教育教材又修订了一次，到2000年古诗文比例又恢复到3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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