庆元县，位于浙江省西南部，与福建接壤，经济收入在浙江省排名倒数。然而这个山区小城的生活安逸而热闹，商业街上一家挨着一家的服装小店、水果超市、甜品小铺。傍晚的凉风吹走夏日的湿热，人们就三三两两走出家门，在街边的摊位喝点啤酒，吃点宵夜。

　　大吴父亲从中看到了商机。离婚后，他学习了烧烤技术，开了一家烧烤店，靠这个店面维持年幼的大吴、80多岁的老母亲和自己的生活。

　　大吴爸爸几乎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这个小生意上。经营烧烤店，没有诀窍，靠的是辛苦：每天早起买菜，洗、切、穿串，太阳落山，生意开张，点炉子、烤串，上菜、收拾桌椅，直到所有客人离开，常常忙到夜里两三点钟才睡觉，有时甚至到清早五六点钟。“我的店比别人都要辛苦，人家店里都是夫妻两个人忙，我是里里外外只能靠自己。”大吴爸爸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

　　因为“店里的东西需要有人看着”，凌晨关门后，大吴爸爸也住在店里。生意越做越好，房东却趁势涨房租，为了节约成本，今年春节后，他关掉了店面，将生意挪到了城东的烧烤一条街上。

　　这样的作息时间很难与还是学生的大吴有交集。他也几乎无法给予大吴生活上的关照。每天放学后，大吴或者去店里帮忙，或者和同学出去玩。晚上有时候在店里跟爸爸睡，有时候回到租住房自己睡。

　　大吴的小学班主任钟宁(化名)清楚地记得，2011年9月，五年级开学时，她第一次见到大吴父子。大吴爸爸理着一头短寸，穿着拖鞋，上衣襟敞开着。对学生情况登记时，大吴爸爸粗声粗气地对钟宁说，“老师，我不识字，你帮我填一下！”

　　钟宁印象深刻的是，在学生登记表中需要填写学生身份证号，大吴爸爸完全不记得。“其他学生的家长都是提笔就填的，但大吴爸爸竟然不知道。”大吴父亲给亲戚打电话，询问自己儿子的身份证号码，“张嘴闭嘴就是脏话，让我学都学不来。”

　　大吴那时远远地站在门外，不说话，眼睛看着别处，一脸的敌意与对抗。“问他什么都不回应，像个防御状态下的刺猬，扎着刺，好像周围都是他的敌人一样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钟宁在接手这个班级之前就听说了大吴在学校的“名气”。一直以来，他都是老师最头疼的那一个。同学的新书包，没同意让他玩，就被打了一顿；要求低年级的同学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，再一起进入其家中“拿”钱；打架、逃课、小偷小摸、搞破坏，大吴几乎一样不落。上一任班主任告诉钟宁，整个四年级学年，大吴就没来上过几天学。

　　“这是一个失控的孩子。”钟宁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每次大吴从学校翻墙逃掉，钟宁打电话给他父亲，希望能找到孩子送回学校来，但通常不会有什么结果，有时候一个星期，有时候两个星期，孩子都不来学校上课。“很多次，他爸爸也放弃去找了。”

　　大吴爸爸觉得自己并非不负责任。“学校打电话来，我就去找，但很多时候我真不知道这孩子在哪里。”不只如此，大吴还是个爆脾气，无法忍受父亲的唠叨，“有的事，说到第三遍，他就‘爆炸’了。我没办法，只能跟他来软的，但软的他又不听。”但在钟宁眼里，大吴爸爸并不“软”。每每学校有事请大吴爸爸来，大吴爸爸对大吴往往是抬手就打，抬脚就踢，完全不管老师就在旁边，也不顾虑孩子的感受。

　　老师们无法知道离开学校的大吴都和什么人接触，在什么地方活动，只能凭经验去找。最终能找到大吴的地方，有网吧，也有派出所。有一次，一家单位的玻璃被打碎了，单位保卫处的人带着监控视频到学校来指认大吴。

　　了解大吴爸爸的脾气后，每每遇到这些情况，钟宁只是把大吴单独叫到会议室谈话，不再叫大吴爸爸来学校。遗憾的是，对于继承了父亲的暴躁脾气的大吴，谈话的作用，微乎其微。无论钟宁说什么，大吴都不作回应，抿着嘴，扭着头，攥着拳头，脖子上暴着青筋，一副愤怒、不服气又不愿沟通的架势。

　　为了应对这个“最头疼”的学生，钟宁费了不少心思，考虑到妈妈不在身边，她会多给大吴些关爱，比如集合排队时，帮他整理一下红领巾。或者在上课时，走到他座位旁边，轻抚一下他的肩膀，只要发现大吴的一个闪光点，就在班级里公开表扬，比如，他在放学时随手关掉了走廊的灯、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，包括他帮忙家里的生意。

　　这些努力并非没有效果。大吴小学六年级时，留在学校的时间渐渐增多，也开始整齐地佩戴红领巾和校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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