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在一线上课的专家没资格谈论教育?(2)

 教育观察     |      魏智渊

一个社会,总会存在不同声音,甚至“持不同政见者”。毕竟,要让所有人都成为周小平,在朝鲜或有可能(甚至都不可能),在现代中国是万万不可能了。不同的见解,可以在游戏规则范围之内自由讨论。但这很难。举个印度的例子吧,印度在全世界被称为“强奸之国”,首都也被封为“强奸之都”,印度媒体人、知识分子拍摄了一部关于印度黑车强奸案的记录片,却被政府封杀,理由是“影响印度的国际形象”。也就是说,本来强奸是个严重的问题,但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,而是解决提出这个问题的人。更彻底的解决方案,就是让持不同政见者消失甚至彻底消失,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当代史并不鲜见。甚至,这是许多政府维稳的主要思路之一。

但反过来,有些(少数)“持不同政见者”,他们感受到了太多的社会问题,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,也不是滴水穿石地推动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解决,直到社会逐步改良,而是认为,只要解决了人的问题,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,这种思路恐怕也要反思。

《穹顶之下》之后,没过几天,许多人的焦点就转移到了柴静身上,问题本来是雾霾,最终经过中国式思维的转化,再次变成了人。一个环保问题,变成了阴谋问题,再变成了爱国主义的问题。正因为这种思维方式,所以雾霾还将是雾霾,大家慢慢吸吧。因为我们习惯于将不同的问题搅合在一起,结果让真问题隐蔽了。

中国式思维浸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有时候让人窒息,就像雾霾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人也具有对思维方式上的雾霾的高度适应性,最终,呼吸新鲜空气是要不习惯甚至晕倒的。

我也遭遇过不少中国式思维,甚至可以说时时在遭遇。许多时候,我本想解决问题,结果被当成问题解决掉了,你懂的。

我曾在某机构服务数年,夙兴夜寐,靡有朝矣。我的目标很明确,使自己成为某一领域或某些领域的“问题解决者”。但当你在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,有些人开始觉得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。因为我不但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,还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人。最终,当别人不想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,就会把矛头指向提出问题的人。

作为一个伦理国家,中国人对人的兴趣,远远高过对自然的兴趣。中国人的自我价值感,也往往是通过与人的关系而进行定位的,这是可悲之处。我们对天空没兴趣,对大地没兴趣,对花草虫鱼没兴趣,对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都没兴趣。

在一部科幻影片中,一个科学家终日在实验室里研究,别人问她幸福是什么,她说,当我在实验室里率先观察到某些真相,领会到某些真理的时候,那是别的一切无法取代的幸福。

为什么有人会热衷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,而不是解决问题?

因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,总比解决问题要来得容易。在任何领域,要解决高水平的问题,非得经过长期的专业的训练不可。对教育来说,这种训练尤其不易(这也是许多专家名不副实的原因之一)。

在这种情况下,解决提出问题的人,避免了问题被深究,避免了自身缺陷被暴露,避免了自尊心受损,这比解决问题本身来得更快捷,何况有时候问题本身并不是自己能够解决的,这时候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显得更为顺理成章:既然问题解决不了,何不让自己感觉好一些呢?

就是说,我们先天就有防卫机制,就像乌龟的壳,它固然保护了我们,但也让我们终生成为缓慢而低级的爬行动物。当一群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来取消问题的人构成一种力量,这就叫“乌合之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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